1883年深秋的杭州，这或许是中国商业史上一个很值得去琢磨的节点。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面临着挤兑的风潮。他在夜里去拜见左宗棠。据说左宗棠听完他的陈述之后，把手中的茶碗重重地放下，茶水泼洒了一地，仅仅说了一句：我也很困难。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是在推脱，但是如果将其放置到当年的政治棋局当中，还真不全是在敷衍。
胡雪岩与左宗棠存在过合作。当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，军费出现不足的情况。胡雪岩借助自身的钱庄网络以及洋行关系，先后筹集了一千六百多万两银子。虽然借款的利息较高，但是确实解决了当时所面临的困难。左宗棠在奏折之中称赞胡雪岩深明大义，私下里还用仁兄的称呼来叫他。在等级森严的晚清时期，这样亲密的关系是不多见的。
展开剩余74%可问题就出现在利息过高这一点上。胡雪岩替朝廷向汇丰银行借款，年利率是一分五厘，这比同期沈葆桢借款的八厘高出了将近一倍。曾纪泽后来在日记里指责胡雪岩是奸商谋取利益，称他危害百姓和国家，连朝廷都对此感到心疼。李鸿章那一帮人早就盯着这个把柄，就等待着合适的时机来发起责难。
1883年发生了一场危机。从表面来看这场危机是由生丝生意崩盘所引发的。胡雪岩企图垄断生丝的定价权，于是囤积了将近两万包丝，但是却遭遇了欧洲丝绸丰收以及国际市场出现波动的情况。而导致危机的致命一击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汇丰银行的一笔到期的50万两债务成为了引发危机的导火索。盛宣怀在这个时候做了三件事情：怂恿上海道台延迟发放协饷，向洋行散布消息制造恐慌，并且还用电报网络对胡雪岩的筹款动向进行监控。更为厉害的是，他截断了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求救电报，使得双方的信息完全处于错位的状态。
左宗棠在那个时候所处的处境确实非常尴尬。中法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。左宗棠主张进行战争，而李鸿章主张求和，朝廷还处于犹豫不定的状态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强硬地为胡雪岩说话，那么不仅会让人觉得他纵容亲信谋取利益，还极有可能让对手将挪用军饷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。有资料显示左宗棠曾向身边的人感慨过：商人的事情在官场最后很难能够插得上手。这句话一半是无奈之举，一半是在与官场划清界限。
我认为左宗棠的难处之中，还包含着对胡雪岩作风的不满意。胡雪岩在发达之后修建豪华的宅子、纳娶漂亮的妾室。就连外国的使臣到杭州都专门指名居住在他的江南第一豪宅里，这样的高调早就引来了清流的非议。左宗棠自己一生保持清廉，遗留下来的财产就仅仅只有四千两。他退回胡雪岩所赠送的金座珊瑚顶的这件事情，或许就表明了两人在价值观方面早已经存在不同之处了。
更为关键的是派系平衡这件事情。慈禧明白对左、李两派进行制衡。胡雪岩倒台之后，她专门派遣左宗棠去进行抄家。这既是一种敲打，也是给左宗棠一个切割关系的机会。后来左宗棠很快查封胡家产业并且上报，这也许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自保吧。
这么看来，那泼洒出去的茶水似乎像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信号。左宗棠并非是不想进行援救，而是没有办法实施援救。在1885年的时候左宗棠于福州离世，距离他离世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胡雪岩就因为忧愁愤懑而死去。这一对搭档的最终结局，正好契合了胡雪岩自己所说的话语：八个坛子用七个盖子来盖，不断地盖来盖去却不出现穿帮的情况，这就是善于进行商业方面的运作。可惜的是坛子的数量过多，当盖子最终出现不够使用的时候。
历史不存在假设的情况。但如果非要追究起来配资平台排行，大概应该归咎于晚清那个连救亡图存都还要内部争斗的政治局势。胡雪岩的悲剧，从根本上讲是个体在时代大潮流里的无可奈何；商人即使算计得再精明，也比不上官场那盘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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